来源：《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8月版）
作者：陈志武
将1600年的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财富充盈的国家，例如明朝中国拥有1250万两白银、印度国库藏有6200万块金币、土耳其帝国积存1600万块金币、日本朝廷储存1030万块金币，另一类则是债务缠身的国家，如当时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城邦。回望四百年历史，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哪一组国家实现了更显著的进步呢？那些昔日的国库富足的国家，除了日本在十九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转机外，至今仍多为发展中国家。而那些曾经的负债国家，如今不仅实现了民主法治，经济上也取得了显著发展。
为何昔日的债务重压之国最终实现了稳健增长，并孕育了民主、法治与繁荣，而那些财政充裕的国家却陷入停滞，甚至遭遇衰退？为何古今中外，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状况往往与政府负债程度紧密相连——那些倾向于借贷的国家，似乎比那些注重储蓄的国家，更易孕育出有效的制度体系？
人间事，往往不可思议。乍看之下，国家借贷支出似乎令人诟病，然而深入探究，我们或许会发现，那些无需借贷的政府，反而更容易滋生腐败与专制，肆无忌惮地侵害民间权益，压制个人创造力。恰如出身豪门的子弟往往恃宠而骄、缺乏进取之心。唯有在独裁王权或极权政府的财政需求始终不足，甚至勉力维艰，迫使它们频繁借贷、与民众协商征税之际，权力才会倾向于接受某种形式的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权力制衡的机制方能得以实施，民众的创造潜能亦得以释放。
民间财富的积累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坚实基石。反之，若政府过于富裕，将可能侵蚀民间发展的空间，对民主与法治构成挑战。
让我们再审视美国的历程。美国不仅现已成为全球负债的领头羊，即便在其建国初期，也是凭借着负债而得以存续。
美国独立战争的孕育环境注定了其初期发展离不开借贷的支持。
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我们通常局限于政治领域，诸如北美十三块英属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告独立，以及1787年宪法大会通过的《美国宪法》等重大事件。然而，关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财政困境，以及金融借贷对美国历史所起的支柱作用，我们可能知之甚少。
自1607年起，英国探险者们纷纷踏足北美大陆，陆续建立起十三个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日后演变为今日的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在十八世纪中期之前，英国对这批殖民地主要采取放任态度，仅提供有限的财政支持以保障其安全，征税行为亦不频繁。以1754年至1760年为例，英国皇家军队频繁与法国交战，旨在捍卫北美殖民地。直至1763年，法国在北美及欧洲大陆的战场上向英国投降，并同意将加拿大领土割让给英国。
乔治三世在1760年荣登英国王位，年仅二十二载。经过长达九年的与法国的连年征战，直至1763年战争画上句号，英国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彼时，年轻的君主深思熟虑，认为北美十三块殖民地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享受着英国的庇护，却未曾对英国有所财务上的回馈。他认为，是时候让这些殖民地为英国尽一份力了，至少应当承担起缴纳一定税收的责任，以资助驻扎在北美的常备军队。
在乔治三世的指示下，英国议会在1764年通过了《食糖法》与《货币法》。《食糖法》规定，十三块殖民地需向英国支付各种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涵盖食糖、纺织品、咖啡以及酒类；《货币法》则限制了殖民地发行纸币的权力，强制其使用英镑。次年，即1765年，议会又通过了《印花税法》，要求北美殖民地为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向英国缴纳税款。到了1767年，英国议会进一步通过《汤森法案》，对殖民地的纸张、玻璃和茶叶等日常用品征收税款。
乔治三世颁布的一系列立法举措，以及他试图加强对北美殖民地控制的措施，遭遇了殖民地的强烈反抗。殖民地的居民在英国国会中缺乏代表与选举权，却被迫向其缴纳税收？一些革命派团体及组织纷纷发起抵制英货、向英国军队发起挑战。1770年3月5日，波士顿街头，一群民众将一队英国士兵团团围住，现场气氛变得紧张，冲突随之爆发，英国士兵开枪，导致五名当地居民不幸丧生。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作“波士顿屠杀案”。屠杀事件激起了殖民地居民满腔怒火，在舆论压力之下，英国议会虽废除《汤森法案》，却依旧保留了茶叶征税政策。
1773年，英国议会将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独占权赋予了东印度公司。同年12月，一群英勇的革命者伪装成印第安人，潜入波士顿港口停泊的三艘东印度公司茶叶运输船上，猛力炸开货箱，将成吨茶叶倾入波涛。这一历史性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显著加剧了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迫使英国政府下定决心进行改革。
随后，在1774年，英国国会颁布了四项新法，统称为“不可容忍法案”。这些法案包括命令皇家海军封锁波士顿港口，责令波士顿当局全额赔偿被倾倒入海的茶叶，禁止马萨诸塞州内任何形式的集会，并宣布英军有权随意入住殖民地的民宅。这些措施无疑加剧了事态的紧张，进一步激怒了殖民地人民。在此背景下，第一届大陆会议应运而生，号召殖民地民众拿起武器，共同反抗英国的统治。
为剿灭叛乱，英军四处侦查民兵的练兵场与武器库。传闻波士顿郊外的列克星敦镇是革命者的据点，并藏有丰富的武器，因此1775年4月19日，英军派遣千余士兵奔赴列克星敦镇，不幸与殖民地民兵组织发生激烈冲突，从而敲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战鼓。随后，来自其他殖民地的自发武装队伍纷纷赶至，提供支援。经过两个月的兵力扩充，双方于6月19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役。在这场战斗中，英军伤亡逾千，而殖民地一方则有五百余人牺牲。
独立战争的序幕由此拉开。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推举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赋予他统帅所有武装力量的权力。为减轻战争对波士顿的破坏，华盛顿于1776年3月17日迫使英军将战场南迁至今日的纽约市周边。大陆军集结于纽约曼哈顿南端，这支由一万人组成的军队，既缺乏正规训练，亦无战船可用。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调集了百余艘战舰及三万余名正规军。1776年7月4日，华盛顿的军队接到了第二届大陆会议宣布美国独立的消息，虽受鼓舞，然而鉴于双方实力悬殊，仍未能改变战局。8月27日，皇家海军攻占曼哈顿边上的长岛，大陆军遭遇重创。此后，华盛顿采纳了边退边打的游击战术，与英军展开了为期四年的南北奔波、迂回作战。
事实上，新近宣布独立的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并非与英军交战的战场，而是如何筹集战争资金。最初，首届大陆会议曾探讨在各个州征税的可能性，然而，这场战争以及美国追求独立的原因正是源于英国对殖民地的无序征税。这一历史背景注定了独立战争及后续政府开支难以通过大规模增税来解决。设想一下：若新政府亦需大规模征税，那么独立的初衷又是什么？
当时，这十三州的政府规模颇为有限，缺乏税收和军队，更无州政府资产或所谓的“国有企业”。中央政府亦未曾设立，可谓是从零开始。因此，每一届的大陆会议不得不依赖印制纸币或借贷来筹集资金。换言之，美国自建国伊始，便深植于金融与债务市场之中。然而，彼时的美国不仅没有联邦政府，亦缺乏税收征收机构和中央银行，这使得“大陆币”和战争债券难以在市场上流通。在1776年至1788年的这段时间里，大陆会议屡次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独立运动亦多次濒临崩溃的边缘。
具体而言，独立战争的经费主要依赖以下几个渠道：首先，大陆会议批准发行“大陆币”——一种可兑换西班牙银元的纸质货币，在1775年至1780年间，共发行了37次“大陆币”；其次，大陆会议发行债券，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些债务将如何得以偿还；第三，各州按比例贡献“份子”，通过各自发行战争债券来筹集资金；第四，向法国借款；此外，还通过向士兵和供应商开具欠条来筹集资金。
在1775年6月3日，大陆会议批准发行了首批国债，总额达600万英镑，用以购置军事装备。然而，独立战争中的激进派力主通过发行“大陆币”作为主要的战争资金来源。他们认为，若纸币发行过多引发通货膨胀，大陆会议有权强制制止民间物价上涨。这种观点不难理解——若只需开启印钞机即可获得资金，谁还会选择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呢？然而，这种一边大量印刷货币、一边禁止物价上涨的策略，虽然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从长远来看，却难以维持。
另一方面，鉴于当时的军火主要依赖从欧洲进口，单靠发行“大陆币”已不足以满足需求。独立运动亟需国际公认的货币体系来购置军火。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通常的做法是，债券在发行时，以黄金、白银、英镑等国际通用货币作为认购依据，随后政府将使用“大陆币”或“大陆币”票据来偿还债券的本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1776年10月3日，大陆会议成功发行了第二批债券，利率设定为每年4%，总额高达500万“大陆币”。为了推动这笔债券的发行，他们在各州设立了“大陆借款办公室”，该机构专责债券销售及后续利息的支付。这标志着美国首个全国性投资银行销售与服务网络的诞生，亦为现代证券市场的雏形。在推销债券的过程中，他们运用了多种策略，例如，1776年11月，十三州的“大陆借款办公室”销售了大量彩票，彩票中奖者并非获得现金，而是获得了年息4%、期限超过三年的公债。这种借助彩票销售为独立战争筹集资金的方法，在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然而，直至1780年下半年，政府债券已无人问津；各州亦陷入财政困境，不愿再借款以援助联邦；大多数士兵的服役期限行将届满，他们不愿继续以欠条换取军饷。在战场上，华盛顿的军队当时仍难以窥见胜利的曙光。面对大陆军的败局，几乎无人再愿意接受“大陆币”，而大量印刷货币亦非解决之道。
独立运动的曙光似乎即将熄灭，华盛顿便派遣助手赴法国，最终成功说动法国国王再次贷出250万法国金币援助美国。在这笔金币抵达美国之前，未来的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便已巧妙地将它们作为抵押，通过国内借贷筹集到了紧急的救命资金，从而确保了大陆军能够坚持至1781年9月。正是在法国海军的有力支持下，大陆军在南方港口城市约克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英军投降，这一战果瞬间扭转了整个战争的态势。到了1783年9月3日，英国正式签署了《巴黎条约》，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地位。
一个年轻的国家就这样靠举债存活下来！
鉴于美国独立战争独特的背景，这场战争无法仅凭征税来维系，而各州政府的财政状况又极为拮据，因此只能依赖借贷。在连大陆会议和十三州政府自身都尚未明确未来收入来源以偿还债务的情况下，独立运动竟然在1775年至1780年间的六年里连续成功发行债券，这简直是一个奇迹。若非美国本土的私人投资者、法国及西班牙国王，以及荷兰投资者的债务援助，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或许根本就不会诞生。
美国受大量债务推动发展资本市场。
独立战争虽已落幕，然而，建设新国家的挑战才刚刚拉开序幕。在我国历史上，每当政权更迭之际，新政权往往能从旧统治者那里夺得大量金银财宝、地产，甚至掠夺巨额私人财产，或以国有化的方式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然而，美国建国初期，英国人并未留下任何财富，新政府陷入了财政困境。在1788年，《美国宪法》签署之际，正当清朝国库存银高达六千万两之时，美国政府的外债与内债已达惊人的规模，从任何角度看，都已沦为一个破产之国。当时政府的税收微薄，解决债务的唯一途径便是以新借条偿还旧借条。
若谓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缘起于美国联邦、州级政府、企业及家庭的过度借贷，债务蔓延，那么回望1788年的美国，其货币、信贷与债券的多样程度，亦不逊于今日。当时，战争债务、州政府债券与社区债券的支付货币种类繁多，包括“老大陆币”、“新大陆币”、墨西哥银元、西班牙银元以及英镑等，甚至某些债券并未明确指出其支付货币。金融市场混乱不堪，众多债券价格跌至面值的一成以下，鲜有人问津，商品市场同样秩序紊乱。这股混乱严重削弱了公众对美国未来前景的信心，对新生合众国的命运构成了严峻考验。
如何妥善解决这些国债问题，助力新兴的美国摆脱困境、稳固崛起？早在1781年，独立战争时期的首位行政首脑、财政部长罗伯特·莫里斯便已着手应对。尤其是在大陆军取得约克镇战役的胜利，迫使英军投降之后，莫里斯深知，若大陆会议未能妥善处理这些战争债务，新生美国将面临覆灭之险。莫里斯借鉴了英格兰银行对英国繁荣的贡献，深刻理解了债务如何转化为货币、成为社会财富载体的原理。
在处理战争债务的议题上，当时的大陆会议代表们意见分歧，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要由保守的农场主组成，他们主张通过大量增发纸币的方式，一次性偿清战争债务，即通过通货膨胀策略将战争期间累积的国债转嫁给民众和外国投资者。然而，此举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民众和债券持有人可能会因此不满，甚至引发暴动，进而危及独立运动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莫里斯代表的一派不想这样。他认为，这么多的债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次偿完，而是应该通过政府持续征税、按季度付利息，将这些债券和票据长期延续下去。这样做的效果是，让这些债权变成获取未来定期固定收入流的权利让它们成为金融投资资产，成为流动起来的资本。在莫里斯看来：
首先，为确保每季度支付利息，联邦政府不得不在各个州域实施征税。没有什么手段能比持续稳定的税收更有效地促进各州之间的凝聚力，进而构建一个团结一致、共筑未来的新合众国。
第二，税收之力，旨在警醒每一位公民，关注国家公共事务，留意政治走向，毕竟这关乎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
第三，尽管债务可能带来负担，但其另一方面却象征着“信用”和流动价值（即未来收入流的潜在价值）。因此，若未能偿还这些国债，社会流动性不就会更加丰富、更有助于经济增长吗？由此可见，保留这些国债实际上更为有利。
莫里斯经过一番计算，得出结论：若不将战争债务一次性偿清，每年所需支付的利息高达200万美元。以当时的国民收入为参照，这笔金额堪称巨额。于是，在1782年7月29日，他向大陆会议提交了一项提案，提议通过在各州征收四种税费——进口税、土地税、人头税以及饮酒税，每项税种均分摊50万美元以偿还利息。然而，面对农场派的坚决反对，加之独立战争结束后政府再无发债需求，以及对额外征税的普遍担忧，莫里斯的提案在大陆会议中陷入了长期的僵局，一年有余仍未获批准。到了1784年11月，莫里斯最终选择辞去公职，投身商界。
莫里斯的提案终究未能获得通过，而债务问题持续对美国造成困扰。1788年，各州共同签署了《美国宪法》，正式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并选举华盛顿为首届总统。紧接着，华盛顿委以重任，任命汉密尔顿为美国的首任财政部长。他的首要职责，便是着手解决这些庞大的国债问题。这种被称为“穷政府”或“破产政府”的境况，迫使华盛顿与汉密尔顿摒弃对权力的固执傲慢态度，转而必须取悦民众、尊重公众权利，并赢得金融市场的信赖。
1790年伊始，正值而立之年的汉密尔顿向国会呈递了一项债务重组提案。该提案主张，对1788年宪法通过前所发行的各项公债，包括联邦及地方政府所发行的各类战争债务、独立战争期间军队签署的各种借条，均按照面值100%进行兑付，且所有债务均由联邦政府承担。为确保承诺得以履行，联邦政府特地发行了三款新债券，其中两款年利率为6%（分别于1791年1月和1801年开始支付利息），而第三款债券的年利率则仅为3%。换句话说，这三款可自由交易的债券，取代了原先纷繁复杂的战争债务，显著简化了新生国家的债务结构。
今日审视，汉密尔顿的债务重组策略，初看似不过是一场常规的债务证券化操作。然而，其非凡的创举在于，这三只债券如同播撒下的种子，孕育出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亦即“华尔街”的雏形。自1790年10月这些债券上市交易起，加之次年汉密尔顿发行的“美国银行”股票，市场焦点迅速汇聚于这四只证券之上，从而加强了价格发现机制，提升了市场流动性，并集中展示了市场的勃勃生机。此前，尽管成百上千种债券和借条可以流通交易，但由于种类繁多、条款不一，市场氛围难以形成，市场活力无法激发，证券价格自然偏低，流动性亦不足。然而，当市场焦点聚焦于这四只证券后，情形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这种集中化处理极大地便利了外国投资者的参与。至1804年，美国国债的53%为欧洲投资者所持有（由此可见，不仅当今的美国国债主要由中国、日本等外国投资者持有），而美国银行股份也主要（62%）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
被誉为“美国金融奠基人”的汉密尔顿，沿袭了莫里斯的金融理念，其开创性举措的深远意义在于，这三只债券不仅成为洞察美国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其价格更是市场对美国未来前景的精准评估。汉密尔顿对战争债务的承诺给予了市场对美国未来的坚定信心，债券价格因而急剧攀升，至1791年末，其市值甚至超越了面值。自此，美国资本市场如日中天，投资与投机交易风起云涌。1803年，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公债，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成功购得路易斯安娜，使美国领土面积翻倍。证券市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为美国的成长助力，亦为随后的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
政府贫、民间富促民主法治发展
美国的建国之初，政府财政相对拮据，而民间财富丰裕，迫使政府不得不依赖金融债券以及民间的税收来缓解财政压力。西欧诸国的崛起之路亦大抵相似。除法国等少数例外，欧洲的城邦国家向来缺乏强大且富裕的政府。例如荷兰、意大利等城邦，在经历了中世纪末连绵不断的战事之后，城邦政府普遍负债累累，形成了典型的“政府贫瘠、民间富裕”的社会格局。在那个时期，政府对于战争资金的迫切需求，正是推动债券市场在意大利和荷兰率先发展的关键动因。
英国的过往与法国的历程构成了一个极具启示性的对比。尽管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爆发前，英国王室已经开始逐步出让皇家领地，但即便到了内战爆发的1642年，皇家财产的收益以及既有的税收依然颇为可观。然而，内战对皇家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直至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推上断头台，共和国宣告成立，皇家土地才被没收，并以低廉的价格出售。
当查理二世国王于1660年重返英国宝座之际，皇家领地所余无几，他个人的收入亦不足以支撑皇室的日常开销，更遑论维持军队的供应。此时，皇室财政已然捉襟见肘。面对这一困境，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决定每年从政府税收中划拨120万英镑，专供皇室使用。然而，这一资助并非无条件的慷慨，而是附带了一系列严格的条款。
首先，政府的征税权力应受议会监管，国王不得擅自作出决定。
其次，议会拥有每年审视皇家财政支出的权力，这涵盖了战争经费以及各项日常开销。
第三，任何新增的皇家开支项目，均须遵循议会规定的程序进行审议。
由此，在皇家所象征的“国家”与议会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
颇具意味的是，尽管自1660年起皇室的经费受到议会的监管，然而通过精简开支、优化税收体系，皇家金库依旧实现了稳步增长。1685年，查理二世的驾崩，其弟詹姆士二世继承了王位。随着皇室财富的日益充盈，王权亦随之不断扩张。詹姆士二世迅速解散了议会，将大权独揽于己身。此举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埋下了伏笔，英国民众遂向荷兰王子威廉三世及其妻子玛丽——詹姆士二世的女儿——寻求支持。在他们的协助下，詹姆士二世被迫逃往法国，而威廉三世与玛丽随后登基，分别成为英国的国王与王后。作为威廉三世继位的先决条件，英国议会要求他签署《人权法案》及其他一系列法律。确保国王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王室不得废止议会所通过的法规、税收征管权持续由议会掌控、皇室的军队召集需事先获得议会的批准、公民享有持有枪支武器的权利、以及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得以保障。这些法律构成英国民主制度基础。
当然，皇室的财政支出依旧由议会所掌控。“光荣革命”以来，英国政府支出不断攀升，而民众的税收负担已相当沉重。面对皇家资产匮乏、税收增长受限的“穷政府”局面，国债便成为了推动国家发展的关键。1693年，英格兰银行的诞生，其主要职能便是协助政府发行国债，而国债的发行决定权则牢牢掌握在议会下议院手中，而非国王之手。正是如此，英国的民主与法治，与“穷政府”及国债金融市场相辅相成，共同成长，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
法国的早期历史与英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光荣革命”前的逾百年间，英国皇室持续出售土地，导致自身日渐贫困，最终不得不屈服于议会的财政监管。而法国的情形则截然不同，新国王登基时必须郑重宣誓，承诺永不出售皇家土地。因此，凭借土地财产收入和税收的双重保障，法国王室在14至17世纪间一直是欧洲最为富有的王室。正因如此，法国王朝的财富使得王室无需依赖议会等民意机构来征收税收，与其他同期西欧国家相比，法国的议会制度在14至16世纪的发展显得尤为缓慢。直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王权专制程度甚至超越了其他西欧国家。时至今日，法国文化对政府集权的认同与向往程度依旧高于英国、荷兰乃至德国。
财富在政府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格局，直接影响着社会是趋向民主法治，还是走向专制集权。
观察美国、西欧以及其他富裕国家的多样经验可知，民主与法治与国家及民间财富的分配结构之间存在着微妙且紧密的关联。民主与法治体系对金融市场的依赖性尤为显著。
第一，国家财富充盈，国库资金充沛，国王或皇帝自然能够稳固其专制地位，甚至其专制程度还将加深。这是因为他们无需仰赖民众的财力，亦无需向金融市场借贷；反之，若王室或政府背负巨额债务，国王与政府便不得不更加倚赖民众缴纳的税款，对百姓有所求，而这样的财务束缚最终将限制王权，推动民主与规章制度的进步。因此，政府不宜过度涉足经营性企业，其财政支出应主要依赖于年度税收收入。
征税越多不一定越好。税收应仅足额支持国家日常开支。涵盖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基本社会安全、守护私人财产安全、捍卫契约权利以及保持市场运行秩序所需的各项支出。
那么，在面对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经济衰退等突发状况，导致政府需承担不定期的大规模公共支出时，金融市场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政府可借助发行国债或特殊债券，将此类临时性支出分摊至多年，从而利用未来每年的税收收入进行补偿。
也就是说，国家财富积累与民间贫困的对比，无疑将迫使民众为了基本生计而依赖政府，一旦民众的饭碗被政府牢牢掌握，民权与法治原则便不得不向权力妥协。在这片土地上，政府无需发行国债，金融市场亦无需着力扩张。反之，若国家财富匮乏而民间富裕，当政府需借助民间之力时，其权力便不得不让位于民间权利。在这片国度中，政府财政并不丰盈，故而当税收不足以满足需求时，不可避免地要向金融借贷市场伸出援手，这其中包括债券市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金融债券市场与民主法治的理念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伙伴关系，它们在近代一同兴起，相互依存。
其次，正如过往美国国债市场的表现所昭示，国债的存续与交易为市场提供了衡量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精准工具。国债价格的波动，即刻映射出市场对国家未来前景的预期、对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价。只要国家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只要持续增发债券的需求持续存在，国债价格的下滑便不可避免地迫使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公民投票虽是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实践，但投票并非日常之举；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与定价，却是一刻不停歇的。因此，公债市场对政府权力的制衡，既持久又具体。美国与英国的崛起之路莫不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历程亦无不遵循此理，否则便将受到金融市场的严厉教训。
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中文文献中，对于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及金融根基的探讨显得尤为不足。当然，从人文社会与政治理念的角度探讨自由、民主与法治至关重要，它们构成了基本的启蒙，是推动社会觉醒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猛烈冲击，部分国家的政府开始推行企业国有化，加强了对资源的掌控。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并深刻理解民主与法治的财产和金融基础。
民富，作为民主与法治的基石，至关重要。推动民主法治进步的因素众多，其中“政府财政稳健而民间财富充裕”与国债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尤为关键。一个背负重债的政府往往难以扩张其权力。负债、债券市场、征税以及纳税人，这些构成了民主法治的基石。
